钟乔 | 身体革命：新工人剧场
新工人艺术团
编者按
在台湾著名戏剧导演钟乔老师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：当外面的日常用语以“农民工”来称呼他们时，他们深刻感受到，这称呼既不肯定他们是农民，似乎，也不肯定他们是工人。呼之，则从农地赶去都市，挥之，则从被都市甩回到农村。可是，他们无法返回农田当农民了，他们也早已失去可以返回的农村了。因此，他们主张用“新工人”一词来自我指称。
如今，新工人文化行动正以新工人剧场、新工人诗歌等形式火热展开。但新工人何时能够唱响自己的诗篇——“这里是待得下的城市，那里是回得去的乡村”，其文化的未来又将有何种走向，这些还待时间证明。而且“新工人”作为一种称谓，究竟“新”在何处，这种“新”与“农村”是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等问题，还可进一步探究。
本文曾于2017年3月及11月于台湾（关键新闻）网 刊出，感谢钟乔老师授权。
身體革命：
新工人劇場
鍾喬
01
「雄關漫道真如鐵，而今邁步從頭越」——讀過毛澤東詩選的人，都對這詩留下深刻印象。這是長征征途上，最令人難忘的革命槍響。我曾在遊遵義的紅色旅途中，站在一個山頭，讀了烙刻在巨石上的這首詩，當然留下深刻印象。
「真如鐵」很寫意。「從頭越」卻無比寫實。無論寫意或寫實，於今讀來，當然更有一番說不上來的真切在心頭。說到底，也不是對革命的回首懷舊，更談不上盼望；而是改革開放40年的前夕，不免心中滴咕那曾經的、以工人作為主體的主張，於今何在！就這樣，我常在心頭朗讀這兩句詩；也是這樣，我屢屢在聽著一首稱作：〔生活就是一場戰鬥〕的歌時，不自覺地搖著頭、鼓著掌並跟著唱熟係的幾句。
「就是那搖滾搖得很叛逆的底層……」我這麼對自己說。
這歌是許多唱的。許多是個人名。他是〔新工人藝術團〕的原創者之一。認識這個在漫漫改革開放道途中，以打工者的歌聲，從工廠的白日唱到街頭的夜晚的團隊，早在10年之前的某個日子。最記得，也是冬寒的北京，我搭著公交車，一路張望著路旁不斷湧現眼前的拆房景象，終而來到五環外的皮村。那村子外頭一個沙塵揚起的圓環，似乎預示著某種城郊的孤寂，日夜交替著生存的艱苦循環。我走著、走著…經過堆積著雜貨的超市，進去買了一個喝水的鋼杯，備用著……再走，仍是拆拆建建的小樓水泥屋，隨時就有散磚屋瓦在腳下，要陌生路徑的來者，走得專注留意些。是這樣，我走進了日後成為〔打工者博物館〕的 一間空教室。
腳底厚厚的襪子墊在高筒緊裹的皮靴上，仍頂不住串上身來的凍寒。那回，為了一場戲劇工作坊而來。沒有地墊，當然談不上暖氣。為取暖，許多 便從旁邊的屋裡，先端來一盆炭火，大家動動身，發現不夠暖，只好設法借來一座電暖器。幾個鐘頭時間過去，我們很少在練習或討論，因為一有空，大伙兒就往兩旁暖氣或火盆移動，伸出涷僵的手來取暖。三天的工作坊結束，留下取暖的生動場景，差些編進分組討論出來的即興劇作中！
也是在那回的工作坊中，我認識了段玉。日常微笑靦腆，沒說話時，總予人一種說不上來的秀氣；唱起歌來，卻是陣陣貫穿心田的風，吹襲過聽者的耳膜，而後，往血脈中翻騰。「哎嘿依而呀兒呦！我有自己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叫金鳳」她的歌，真動人。這回帶著伊的女兒---小葡萄，一起來參加工作坊，邁向劇場的旅程。
02
就這樣，時而為劇團的演出。時而，因前往放映紀錄影片，我和劇團夥伴，從南方不習於凍寒的島嶼出發，前往真實的北京---皮村。民眾戲劇成為走進村子的一項號召。至於，皮村的北京有多真實，還當真既召喚又考驗著我與夥伴們！
十年時間雖不算短，但，轉眼般，我總匆匆奔赴在前往皮村的道途中。雖說不是每年，至少隔兩年，總前往一回。這一回，卻有著較大的不同。因為，許多的歌手夥伴，也是共同創造〔工友之家〕的孫恆，邀我前往主持一項戲劇工作坊，為〔新工人藝術團〕15 周年慶排練一齣<新工人史詩劇>。我一聽這邀約，心中的太陽漸浮升了！那長久對大陸新工人文化行動的召喚，再次鮮明的從我耳際傳到全身，我一口便答應了，但，帶著更多的期待。我說：「先不預設史詩劇或什麼劇...用11天時間，完成一次完整的民眾戲劇工作坊，形成從個人到共同的共識後，再來面對集體創作的事情。」
孫恆。陝西大山裡長大，從開封市裡出門打工奮鬥的歌手。個頭不高，卻充滿幹勁與靈活的思維，身手永遠矯勁。投入新工人的倡議事業，已有15個年頭以上。他有一首歌: 〔想起那一年〕，我熟係有加。是這樣唱的：「想起那一年，我離開家鄉，離開生我養我的村庄/今夜夢裡面，我回到故鄉，回到媽媽溫暖的身旁」沒錯的話，這是他離家不久到城裡打工後，創作的第一首歌。
認識孫恆，也有10年以上了。大年初五，北京冬寒，他和愛人呂途來機場接我和助理綱塏，隔日，我們一起上了八寶山，在映真先生的靈位前行禮。立即，我們從北京朝郊區出發，車程約莫一個鐘頭多一點，抵達平谷。這裡將是繼皮村後，〔工友之家〕〔新工人藝術團〕的新據點。我一眼望見的是兩扇高高的鐵柵欄門，原來這是一所廢棄小學，只花每年很基本的經費，便一口氣打下40年的合約。
「同心公社?」我問龕在地面上，一塊塊寫著字樣的石板。
「將來要逐漸朝合作社發展，而後組成農民生產或生活消費合作社」孫恆漾開了一臉笑容，說著。
這是另一步的起點。從〔工友之家〕〔藝術團〕到〔同心公社〕的道途，佈滿著一道道朝陽所帶來的朝氣！恰也是在這樣的朝氣的引領下，我們展開了為期11天，每日6—8個鐘頭的民眾戲劇工作坊。對於一個像我這樣，在冷戰戒嚴體制下的島嶼成長。而後，因為認識陳映真先生，有機會在上世紀的90年代起，開展帶有第三世界性質的劇場文化行動；於今，帶著不怎麼激越的左傾意識，來到以重建新工人價值與意識的〔同心公社〕，主持民眾戲劇工作坊，心中有一種激動及更多的反思：在新中國逐漸失去工人主體的當下，劇場如何讓底層民眾，重拾文化武器，並與世界展開積極性的對話！種種思索與實踐，在我心中往返，恰如智利詩人聶魯達在<獻給黨> 一詩中的兩句詩：
個人的痛苦，
如何在全民的勝利中消失。
”當然，現在讀這兩句詩，心中的不安與惶然，又豈止複雜兩個字能形容……！
03
我們從身體訓練出發，讓參與者得以在對話中分組討論。因為相信從自主才得以形成共同的過程。讓每個參與的個體，首先建構起自主意識後，用身體專注表達，再去和群體對話。孫元是沉默的男人，藝術團中的貝斯手。歌聲低沉有勁，卻很少主動獻唱，話更是不多！卻在身體的訓練中，特別展現一種協調得很有韻味的專注感。這麼說，基於過去在劇場的種種經驗，總感覺身體像一個甕，愈是空的甕，愈能裝下每次專注練習時的水，也就愈有身體表現時的真實感和爆發力。他是這樣的男子，我總要他帶領大夥做身體及發聲練習！
剛到的前兩天，大伙兒在公社外頭的一家餐廳用餐。外食兩天後，團隊中務實的國良倡議自食其力，於餐廳共食，實現公社生活的第一步。國良總是關照團隊的前前後後，心思縝密的東北大漢，一張灑脫的明星臉，做起事來，活活就是劇場中舞台監督的腳色。由他帶著初來乍到<新工人藝術團>的山東礦工路亮與在地青年張瑜，一日三餐為大伙每日得以專注於劇場的身體，餵飽肚子。
每天用餐時，是另一個難忘的交流時刻……參與的成員有<新工人藝術團>的六男一女，<九野女子民謠組合>的三位成員，還有一位精通馬術、馬醫的大個兒---小馬。
另外便是北京<中國社科院>的卜衛老師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，我受北京〔中國婦女雜誌社〕之邀，做了一場演講，內容相關1999年台灣大地震後<差事劇團>在石岡展開媽媽劇團的民眾戲劇經驗。那場合上，我與卜老師首次相遇。這回她說：原本來看看，紀錄工作坊課程，沒想就這麼也參與了長達11日的工作坊，最後還首次亮相參加了分組表演呈現。「我的身心都打開了！真是意想不到的收穫..太好了」她好幾次，這樣說。
一日，用晚餐時，我在聽完卜老師經年帶學生前往新工人家鄉，開展相關流動/留守兒童的田野調查工作後，問她服務的單位：<中國社科院>總共有多少員工與研究員？她答說: 研究員約3000人，行政及相關幹部約2000人。我聽後，大吃一驚……「哇！這麼多呀！」 我睜大眼睛說著。就在這時，坐她一旁的從山東國營礦場辭退，剛來參與<新工人藝術團>的路亮，楞著額眉、突而問了一句：「卜老師說的社科院是啥單位啊！」
我們會心的笑了。重點不在於路亮所不知的<社科院>；而在於卜老師投入半生精力的新工人群體調研工作，恰恰是將進步知識份子(特別是青年學生)與覺醒中的新工人階級，拉近距離的重要文化工程。因為，包括路亮的家鄉在內，也是這個群體體現文化工程的一個要點，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。當我這樣想著時，心頭浮現的是，參與工作坊中的兩位博士生：熊穎與任娟。她們是卜老師的學生，在青年的求學過程中，走在與底層社會共呼吸的學習道途中。我總也回想起，自己年輕時，是<人間雜誌>的一位文字寫作者。每回和蹲點夥伴從田野現場採訪回來時，總是先聽到悠揚頓挫的<國際歌>的口哨聲，從茶水間傳來…。而後，走出來的陳映真先生(我們暱稱他 大陳) ，總會拍拍我們的肩膀，說著類似：「不是我們多麼會寫作、做調查研究，而是那些在現場受苦的生命教育了我們……！」
04
劇場開始於身體。但身體的表現需藉由得以輔助其表達的媒介。我們從「物件」去說個體的故事，並輪流登台建立自主性的身體，以此來做分享與討論。而後，是身體與想法的連結，也是說自己身體故事的另一個起始。如此一來，基本上建構了分組對於問題及問題意識的提出與對話。在過往的經驗中，這件事，相當具關鍵性，很多時候，也會因參與者的模糊而停擺；但，對於這個群體組合而言，卻沒有任何障礙。理由僅僅在於，她/他們是新工人的當事者與研究者，且有莫大的文化實踐動能。
戲劇工作坊
呂途是團隊中的書寫者，長久做新工人的調研工作，足跡跨越幾個省分。他寫了三本相關新工人的書，其中一本是以新工人訪談為出發的<中國新工人---文化與命運>。我從中得到許許多多與工作坊夥伴們延伸討論來日對外公演的內涵。當然，工作坊無法保證一齣戲的正式演出品質；但，卻是相當關鍵的一個起點。至少，它確認了每個參與者的身體裡，都有對這個充滿矛盾的社會，發出動能的能量。
因此我總是想著：「如果說：這是革命的預演，這革命在於翻轉新工人的價值取向；這預演，則落腳在劇場作為一項文化武器，如何展現既民主且集中的民眾教育內涵。」劇場如何能成就藝術性以外的社會改造功效，相信對於長年浸身於新工人全體生活改善的團體而言，是一項迫切的緊急命題。有一回，走路去參訪公社的<同心桃子園>，歡喜和我走在一起的的路亮，問我這麼做戲劇的原因。路亮是礦工歌手，從沒參加過戲劇演出或工作坊。我回答他說：「主流劇場和這個不平等的社會一般，總是將金字塔型的尖端，理所當然是賜給少數的菁英，他們通常也就是一般劇場裡稱的導演…但，我們的重要工作，便是要透過身體行動來顛覆那金字塔」。他似懂地點點頭。我總回想起，他下礦12年，以生命的風險，換取生存工資的勞動生命。「我想，我們的劇場，是以底層的勞動價值做為出發的文化行動…」我說。
從新工人在城市中流離失所探索生存氣息出發；遇上的是，〔打工春晚〕時，種種在困頓中朗讀而出的詩歌；再到生產消費合作社的未來願景，這是新工人在現今中國大陸上，一趟漫漫的長路。就這樣，襄龕著〔同心公社〕字樣的石板，鋪在我即將暫時離去的眼前。這一日，霧霾暫離，陽光斜斜照在前方，像是導引一條朝向遠方的路。我回想起，也是第一回參加劇場工作坊的小馬，在分組練習中，放膽大聲的敘事語句，他睜大著雙眼的表情，留在我的心中。他說：「30年前，改革開放後的社會說我們是「盲流」；現在則說我們是「低端人口」。我看，瞎說我們的人，才是低端人口吧！」
改革開放40年了！面對3億打工者離鄉後流落城市，成為幾乎不受任何保障的勞動大軍；面對6000萬留守家鄉的兒童及3000萬跟隨父母在城市中流動的兒童。〔新工人藝術團〕與〔九野女子民謠組合〕的成員，唱底層的歌，組織〔工友之家〕，舉辦〔打工春晚〕，並以身體力行的勞作，在新工人間展開從權益追索到留守/流動兒童的教育與生活關切。如今，經過12天民眾戲劇工作坊的共同對話，皆成為新工人生活(或史詩)劇場的成員，並準備邁向下一步的新工人戲劇表現。
「從未抵達，從未放棄」我心頭說著。便也在心中回頭探索著，工作坊過程，如何在個人獨立表現的身體對話中，最終形成：1/以新工人離鄉而茫漠於大城市的經驗，關注他們下一代流動/留守兒童的問題。2/當下每年舉辦的〔打工春晚〕如何在底層工人間受到高度關切與期待，卻也帶來地方官僚，因想掠取更多的經濟資源的躁慮不安。3/〔同心公社〕的未來道路上，如何開展生產及消費的密切連帶與合作關係。
初來乍到的第二天，大年初五，立春前的北京，冬寒。我與劇場的助理綱塏，來到北京八寶山的追思堂，在映真先生靈位前行禮。同行的還有<新工人藝術團>的孫恆與呂途。而後，當戲劇工作坊每日忙碌地開展時，我們的身體對話且及於團體內部…但，如何也將對話連結於映真先生的事業中！
我思索著，並思及1994年，先生交到我中的他生平唯一的劇本：<春祭>上。那年，以<人間民眾劇場>的名義，曾在台北南海路藝術館演出，帶來很大的轟動。這劇本說的是，1950 年代白色恐怖的深刻事跡，聚焦的恰是：如今斜立於台北六張犁墓區中，201座地下黨受難者碑石後面的血腥故事！我提議，由全體參加工作坊的成員來朗讀，錄製成影像後，最後已呈現在【陳映真追思文藝晚會】中，作為壓軸的節目！
<春祭>的節錄朗讀，雖僅10分鐘時間，卻深具意涵。映真先生一生以左翼思想有機內化於小說創作中…僅有的詩篇是: 〔工人邱惠珍〕，以及僅有的劇作便是這個劇本。當這樣的相關1950年代台灣地下黨人的事實劇場，由彼岸新工人在歷經改革開放40年，形成劇烈社會階級分化的前夕來朗讀，其意義連結了兩岸左翼民族統一的願景！這是一場必將到來的相約，早在我出發前，就與相識長達10年以上的新工人藝術勞作者的約定。我這樣想。
05
回想2月間，北京遠郊的平谷地凍天寒。我們一行十人左右就靠著保暖的搓腳功、一部偶而還會故障的暖氣機，以及雖疲憊卻不減炙熱之心的身體，共同完成長達 11天的民眾戲劇工作坊。參加者是落腳北京城中村---皮村，已長達12年的<新工人藝術團>與<九野女子民謠組合>的成員們！
10月初，大陸國慶假期間。城區人煙稀少，南鑼鼓巷的觀光老街可是觀光遊人如織。我彎進巷中一條安靜的窄巷，在掛著<蓬蒿劇場>店招的門口，曬著中秋微寒的暖陽，順道來根菸！這裡應是北京小劇場的先鋒場域，我雖認知有限，卻跟著劇場圈的流動，這樣子想！那麼，這城中的小劇場圈與城郊的新工人劇場，彼此之間有交流嗎！又是怎樣的交流呢？有的，交流原本就要發生的，卻因批審劇本的原因讓一齣相關新工人的劇碼，暫時無法如期公演…須緩一段時間了！
這樣的事，在大陸劇場界並非太突如其來！只是好奇如果新工人劇場在文青聚散的<蓬蒿劇場>演出，會是如何的一場風景？在大陸的文化界，這些年流行著一句很有意思的話，叫「接不接地氣」。這話的流行，可以表面的看，文化是不是和生活關係密切；但，經過細究，便會發現：這其實和經濟爆發後，種種講究大型排場，動不動聲稱耗資數個億資金的豪華製作相關聯。簡單說，排場固然滿足了通俗文化的聲色慾望，卻在虛榮的長久糜爛下，通過虛擬的視頻或網路盜取與複製，讓人感到精神上疲憊，甚而心生厭惡。「就讓工人來講講故事，不必什麼專業的演出…也會吸引很多觀眾進場的…」<蓬蒿劇場>負責人王翔便這麼說！為什麼工人說說故事，也得以吸引很多觀眾進劇場？理由再簡單不過了。因為，工人的故事接地氣，有血有肉有生活的掙扎之外，更有樸實的生命內涵！
今年4、5月間，在皮村這個工人聚集的城中村裡，突然出現了一位網上爆紅的女作家---范雨素。這是一件既讓人欣喜又讓人驚豔的大事。因為，女作家恰是一位活生生的日常生活者。打工、幹活、求生存之外，以寫作來追求精神生活的滿足。她是湖北人，來自襄陽市襄州區打夥村，44歲，初中畢業，在北京做育兒嫂。空閒時，她用紙筆寫了十萬字，是兩個家庭的真實故事。
她覺得，「活著就要做點和吃飯無關的事。滿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。」
她說：「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，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。」
她在文章中這樣描寫自己的大哥：「大哥哥又讀又寫了好幾年，沒有當成文學家。身上倒添了很濃的文人氣息，不修邊幅，張口之乎者也。像這樣的人，在村裡叫做“喝文的人”，像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一樣，是被人鄙視的。」
范雨素突而火紅，但她卻很低調，不愛出風頭。這自然讓我們見識到勞動女性素樸而不愛虛榮的一面。但，一件很值得探討的事情是：像范雨素這樣由勞動身份出發的作家、詩人……在工人群體中，並非特別少數。相反的，恰有愈來愈多的男男女女投身這樣的筆耕行列中。這令人欣慰之餘，很想關切其緣由之所在。在皮村的〈工友之家〉，就成立了一個〈皮村文學小組〉。除了鼓勵參與者身體力行寫作外，更加入討論與文學對話的課程。當我閱讀他們的討論內容紀錄時，發現多數圍繞在：作品如何與生活的鬥爭緊緊相連的環節上，甚少是寫作形式與風格的探究。文學是在這樣的對話中，回返到勞動生活中的。
寫作的文學小組，做為勞動者精神自主的追尋，其實是非常令人動容的。因為，這遠遠不是發達社會又或像台灣這樣的新興工業化社會中，日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。工人沒自身的文化，在資本社會中，是再自然不過的一件事情。因為，再怎麼說，工人都只是消費文明構造下的一環；但，話說回來，偏偏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，當世界工廠逐步露出生態破壞/環境汙染/貧富差距/勞資剝削/工業傷害…種種艱困的問題與矛盾之際，運用寫作來抒發個人在困頓環境下的處境，竟成為勞動者創造精神主體的重要工程，這是何等重要的轉折點！
除了文學小組，戲劇作為勞動文化的創造，也漸蔚為一股潛伏的潮流！這展現在劇場對於「新工人」這個詞的主張上。當外面的日常用語以「農民工」來稱呼他們時，他們深刻感受到：這稱呼既不肯定他們是農民，也不肯定他們是工人。而是帶著歧視眼光的半工半農。呼之，則從農地上都市來，揮之，則從都市被甩回農村中。然則，她/他們也早已失去可以回返的農村了！因此，被稱為「打工者」又是何等零碎的一種身分，只是雇傭關係中一顆不斷從空中墬落的螺絲釘。
這都形成皮村〔新工人戲劇小組〕自覺後的主張。在皮村新工人劇場裡，一齣稱作〈我們〉的劇碼，恰在國慶假期間與觀眾見了面！這戲主要涵蓋兩個軸線：一，是一個叫小海的新工人。二，是1987這一年。因為這一年小海像所有85後(1985年後)農村青年一般呱呱落地，不待成年便準備投身到大都市的打工行列中。
〈我們〉以我们要排一個戲作為開場，拉開序幕。既有宣告新工人文化行動的意涵，也有將現實進一步「陌生化」，打破劇場虛構情境的效果。整齣戲以敘事劇場的鋪陳為主要調性，輔以身體意象化的風格，很能將大環境下的個體工人，血肉真實的展現在觀眾面前。開場詩的一段，這麼生猛直白地現身：
我們要排一個戲，講講近四十年裡，
我們怎樣一路走來
我們要排一個戲，講講被遺忘的人
，在人世上的經歷
我們要排一個戲，講勞動的喜怒哀樂，
講勞動的人如何在一起
我們要排一個戲，講世界該去向哪裡，
講如何做個更好的現在
我們要排一個戲！排一個戲！排一個戲！排一個戲！
這戲圍繞在本身就是演員、也是腳色的小海身上。他15歲便離開貧困的農地，出門打工…歷經種種不是他這青少年紀便該有的身心磨難，在令人感到失望無路的流水線上，像機器人般日日夜夜旋轉再旋轉。有幾次的茫然與晦暗，打從心底踹著他被踐踏得像具死屍的靈魂，讓他浮起自殺的念頭！最後，在懸崖邊，他將自己給拉回黃土地上，繼續年輕歲月對沉重世間的凝視。
什麼力量將他從死亡的懸崖邊拉了回來呢！〈我們〉這齣戲中，小海以真實劇場的表現，交代青春年少在生存邊線上喘息的兩件要事：首先，是精神上的地糧---詩歌，拯救了他的灰暗。這詩歌，似乎也融合了在他身體裡劇烈晃蕩的搖滾音樂，以及不斷滋長的荷爾蒙；而後，便是這生理男性的荷爾蒙，像逃離了困頓農家的一把火般，燃燒著他騷動的、浪跡的身體。讓他在劇中，首次告白自己對婚姻、對女體的渴望。
在新工人詩篇與新工人劇場的交互召喚下，小海也述說了他隻身埋進《富士康》工人群體中的經歷。他這樣告白：
在我的打工生涯中，在鄭州富士康的這段時光，讓我總有恍然如夢的感覺。那個冬天淩晨四點的下班路上，呼嘯的北風、飄飛的大雪、各種叫賣的商販、沉默而鮮亮的月色、孤獨的星辰以及簇擁著行走卻表情漠然的工人大隊伍，構成一副超現實的畫面。
”新世代，新工人…在網絡的虛擬世界中，成為世界工廠中一具日夜燃燒體力與靈魂的機器人！劇裡劇外，小海皆是一人，他也常提及自己的媽媽，在我聽來，像是眷戀著那回不去的鄉村與農地，這便也引發了我更深的思索：
「改革開放近40年，新工人何時才能在劇中唱出自己寫的詩：〈這裡是待得下的城市，那裏是回得去的鄉村。〉」
敬
请
关
注